一个多月后，1997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初夏的北京，阳光明媚。
我乘的车路过天安门广场，透过深色的车膜往外看，广场上竖着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，游客们争相在牌下拍照合影。牌上的数字显示，再等四十多天，香港将重回祖国的怀抱。一百多年前的那场鸦片战争带给亿万中国人的耻辱，将要被中国人自己彻底洗刷掉。
车子驶到总部门口，远远就看见徐卫东双手抱在胸前站在大楼的门前。司机将车停稳后，跑步绕到我这边，准备给我开门。我不等他动手自己打开车门，拒绝了他的搀扶，自己扶着车门下了车。
徐卫东走上前，仔细打量了我好一会儿，低沉着嗓音说：“行，挺全乎。”又看看我的腿，用下巴指了指阶梯上大楼的大门说：“上得去吗？”
我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带路。”
他对司机说：“待命。”说完走在我的前面。看得出他刻意放慢了步伐，我尽量跟紧他，随着他来到他楼上的办公室。
他等我进了门，将门关紧，指了指沙发说：“坐。”
看着这个熟悉的地方，不禁心头一热，我故意淡淡地说：“你这儿怎么还这样？”
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包烟，一边拆一边说：“变了，怕你们找不到。”他拆开烟丢给我一支，又指了指茶几上的一杯茶说：“喝水。”
“医生说不让喝茶。”我一边说一边端起那杯茶。发现温度正好，应该是他下楼接我前泡好的。我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全灌了下去，抹抹嘴，学着周亚迪的样子说：“嗯，好茶。”
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端起他自己的陶瓷茶杯，用茶杯盖拨了拨水面上的茶叶，轻轻吹了吹，然后呷了一口，咂咂嘴，将茶杯放下。
我俩跟傻子似的对坐着，一时屋里静悄悄的，好像谁都不知道从哪里找话来说似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给我讲起了一个月前发生的事：
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，一个形容枯槁、衣衫褴褛的人，混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里，沿着长安街一路往东走，他看起来就是个沿街乞讨的乞丐而已。当他看到路边一栋建筑挂着醒目的国徽，牌子上写着“公安部”和“国安部”字样时，竟然泪流满面，抬脚就往大门里冲。一旁一辆警车里跳下两个执勤的民警，上前将他拦住，问他有什么事。
此人哆嗦着嘴唇，只一个劲儿地说要找徐卫东。
执勤民警问他找哪个部门的徐卫东，找他什么事。
他说要找这里最大的官报案。
民警见此人目光迷离，神志似乎不太清楚，便提醒此人报案要去派出所或公安局，这里不接受报案。
此人却奋力挣脱开两个民警，快步朝大门内奔去，大喊着“徐卫东”这个名字。
警车内又跳下两个特警，三步并两步上前将此人按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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